提到了出国留学和未来就业的问题，总让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当观点差异太大的时候。

。。。。。。。。。。Silence 。。。。。。。。。。。。。。

。。。。。。。。。。。。。。。。。。。。。。。。。。。。 

可怕的对白，但省去了曾经那个一样可怕的场景，因为是在MSN上讨论的。

宝贝儿，其实我想说，我有我的梦想和追求，我们一样有不舍的父母，但是，我可以为了我身边最亲近和牵挂的人放弃一点或者很多。我相信，路的旁边还是路。

真的，人的一生可能很容易就幸福了，只要懂得取舍。当然不管别人的选择如何，我决定不干涉别人的选择，并尽量去理解别人，然后继续自己的路。然后，幸福。

坚强。不哭。

也或许我早已有了免疫力。

    我们亲爱的长辈，从小抚养我们长大或者点拨我们的人生道路。有一天他们却撒手而去，不论我们怎么痛哭，怎么伤心，他们再听不见，没有回应。他们或因病痛或 因意外，我们人可能尽孝尽职，却不能左右天命。但因为我们的身上有他们的血脉与学养，我们记念与爱戴他们的最好的方式是更加认真、积极地面对生活，因为这 不只是我们自己可以享受生命的高质量，同时也是履行着我们对这些长辈的义务。我们唯有幸福，则长辈在我们身上的亲爱与用心就最终得了价值，而我们糟践人 生，则是对他们可耻的背叛与戏弄。所以，我们可以少一些哀哭，却一定要多一些上进的心，因为我们要做长辈们生命在这个世上不息流传的美好一环。

    我们也有了越来越多亲爱的网友、旅友、学友、商友，他们在我们丰富的生活中微笑而来，也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悠然而去。其实这世上所有人只有远近而无所谓好 坏，我们用善意、信任、帮助、微笑待人，虽偶有吃亏，但必可更易近人；而我们用敌意、猜忌、争竞、冷漠待人，虽偶有保全，但必会拒人于远。我们对远的人因 不测而疑，而对近的人则因知悉而信。如果我们少一些得失之心，习惯了近人之道，不计较别人离弃我们的地方，久之则人虽处远而心近，君子相交不在朝夕相处。 有一日你就会发现，虽则你未必记得有多少朋友亏欠你什么，有多少交情，但你在此在彼，发现总能遇到朋友拥着你的肩膀说，“哈，还记得我么？当年……”

第一次享受这个节日。

没有礼物，没有鲜花，没有丰富的晚餐。

只有幸福。只有我们。只有笑声伴着夏日的晚风。

平淡而幸福。

“有人陪的感觉真好，谢谢你。” 

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但谁愿意要这样平淡孤独的人生呢？他们用生命谱写的爱情赞歌，使他们的爱情活了千年，并还将继续下去。

真正的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但会给对方留后路。
 

从来陷入的人，总是执迷，我能说些什么呢？只有一句，要执迷，亦可，只是定要执迷不悔。

而一份爱，执迷不悟容易，执迷不悔却是难的。

 当你爱上一个人，总是看到他/她的好，旁人眼中明明白白的是非优劣，到了爱的人眼里，全是盲点全是盲点，不好的不对的完完全全可以视而不见。要不“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样一句没啥特别的话，也不会穿越千年，流传至今了。

别人看到凡人，爱着的人却看到西施，甘愿执迷的时候，旁人难免要笑你不悟。

其实，很多时候，爱不是爱，只是一份美好的自欺欺人，特别是执迷不悟的爱；有多少“不信TA不爱”，不过是，

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不肯相信罢了，并非真的不懂、不信、不知。

从执迷不悟到执迷不悔，却是真正认识爱、懂得爱的过程。错爱，正是懂得爱的过程，从来我们都需要通过事物的对立面，去认识事物本身，比如黑之于白，是之于非。

不论，悔或不悔，都是执迷之后、正视之后、懂得之后的选择。

不悟是自欺、是沉沦，不悔是自省、是解脱。

悟与不悟，只是一瞬间，悔与不悔，却是一辈子。

他让我看这本书《世界是平的》。

是本好书。 

他和她的关系，也按部就班着，他时常说些莫名的话，让她有些不知所措。还好在她不那么敏感，很多事情今天发生的明天就忘记了。她有时觉得他有些敏感了，话又是点到即止，感觉有些误解在其中，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解释。艾。。。

有些许不爽快的感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的感动。我在黄山上爬那个石阶的时候，所有的雾都在我身边弥漫着，我听到远处传来人们敲石头的声音。我说如果我要做《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就要把这种感觉跟我的观众分享。

杨澜：我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双手冰凉，全是冷汗，等着音乐开始。我到现在都不敢听这音乐。我 想每一个莽撞少年从学校走到社会上，可能都要接受一个社会对你的一种裁判，是不是能够接受你，是不是肯定你。一个人的忐忑，青春年少的梦想，但是同时又非 常不自信，各种东西交叉在一起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这样？

杨澜：我觉得大概年轻气盛不懂事吧。年轻的时候，当你一开始得到太容易了，你就觉得那是我努力 的结果，只有回头了，当你再更成熟了以后，你发现实际上是很多人托着你的。但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我总觉得还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还要见一个更大的事儿，大 概年轻的可贵和鲁莽都在这一点上。

杨澜：因为我一直认为很理所当然的，我就想出来读书，所以他们那么一说，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我觉得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儿？我想可能还是年轻的时候太好奇了，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所以那种好奇心已经超越了对风 险的评估，人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冒险的事。有一次我回到北外，很多师弟师妹希望我有经验可以跟他们分 享。我就跟他们说，年轻的时候，最大的财富不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美貌，也不是你充沛的精力，而是你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都不能追随自己心 里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去为自己认为值得干的事儿冒一次险，哪怕是犯一次错误的话，那青春多么苍白啊。

一个人要想成功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先要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成功的意义应该由自己确定。你对一个环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有突破，那一定是你内心有这样的需求，那就按照你的心告诉你的那样去做，这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态度。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也许有人会说你并没成功，那也没关系，我仍然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选择的是我喜欢做的事。
 

 网友：杨女士，您在前不久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首富之一，您有何感想？

　　杨澜：首先这些名单恐怕离完全的准确和完整还差得很远，我相信在中国很多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商人也好，一般的人士也好，都是比较低调的，象我这样那么高调，肯定是不好的事。但是有一点，阳光文化从开创开始能得到这样的关注，我觉得头还是开得不错的。从我个人来说，所谓的这种财富其实都是股票市场上的纸面价值；从我和我先生来说，我在公司也只是拿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制片人的收入，而我先生就认为公司在没有盈利之前是不拿工资的。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没有觉得这些钱会改变我个人的生活和平时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一个事业来说，有这样一个开头，我觉得非常高兴，而且希望公司的运行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员工，因为大家都有公司的股份，我希望他们都能发财致富。

　　网友：从主持人到跃身商界，您是怎么适应这个过程的？

　　杨澜：说起来好象涵盖的内容比较多，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不能靠情绪和感情做事情。因为主持人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比较感性地考虑问题，但是在经营一个公司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某一些员工，可能你们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但是某一项工作他不能按照预定的要求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就是怎么样跟人家沟通这种事情，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也在学习。

　　网友：我一直很喜欢看你主持的节目，特别是你的《正大综艺》，后来留美了，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回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

　　杨澜：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其实也一直在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合作，我当时从美国回来以后，因为先生的家也是在上海，他的事业也主要是在上海。所以对于我来说，在北京从事一个每一天都要做的工作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网友：您有没有碰到逆境的时候，在您最悲观的时候，考虑过放弃吗？

　　杨澜：逆境每个人都会经过，我也绝不会比别人少。不管是得意的时候还是悲观的时候，都要了解自己最需要什么，如果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比较明确的话，就知道如果你放弃的话，自己也会不开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对于成功和失败可以看淡一点。

　　网友：你曾经说过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很苦的，但是无庸置疑，那段时间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是怎么渡过那段时间的？请你介绍一下。

　　杨澜：在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应该说都没有什么积蓄，在一个很好的大学里上学，经济上的压力比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们要大。虽然我非常幸运能够有谢国民先生支持我的学费，但是依然会有经济上的压力，这是一方面。但是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学生来说，需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到学习当中去，不能为这些事情所牵累。

　　当时是要重新适应环境。不过在当时，我觉得比较大的难度是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我记得我是9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候我们大学的论文差不多都是用手动的打字机打的，我记得我们宿舍有一个同学，她的男朋友是北大的一个研究生，能够用电脑打论文，都让我们羡慕不已，如果老师改一句话的话，他不用把这一页字重新打一遍，改几个字就行了，非常羡慕她。我到图书馆查资料写论文的时候，我请教人家的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怎么样打开微软的视窗，非常愚蠢的。但是当时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一个毕业的留学生给了我一个286的电脑，我有一次晚上打到差不多三四点钟的时候，就死机了，也没有存盘，我就哭了，因为第二天要交论文，而且前面写过的东西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就觉得末日要到了一样，但是还是要擦干眼泪重新写出来。这番经历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后来毕业的时候，我在全年级的成绩排到前百分之五，最高的成绩是四分，我平均成绩是三点八，对过去的奖励等等都要珍贵，因为是付出很多才得到的。

　　网友：是什么动力使你抛弃国内的东西，而选择出国？

　　杨澜：与其说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不如说想要扔掉什么东西，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生活，但是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压力，都让我处于一个不断重复自己的过程，很多的晚会节目，很多的社会活动，如此这般，我就觉得年纪轻轻的不应该这样生活，我希望能够过得更充实一点，也希望学更多的东西，也去看看这个世界吧，因为自己的圈子还是太小了。

　　网友：在您做阳光卫视之前，怎么开始自己的事业的，最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切入点？

　　杨澜：做历史文化和人物的节目一直是我愿意做的，有些人觉得我变换工作环境比较多，但是我要干的事情从来没有变过，做正大综艺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个节目，也是因为它带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面，不是简单的娱乐和表演性的东西。

　　后来在凤凰做杨澜工作室，我也喜欢做人物访谈，不单纯是新闻报道型的，而是做深入的人物的访谈和对世界的深入的探讨，这和我现在做的阳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我想做更大的规模，把许多和我的想法相同的人吸引到这个事业当中。当时还有一个其他的想法，因为在国外生活的时候，看到国外有这种文化主题类的频道都非常成功，无论是从社会的尊重程度，从收视率和商业的利益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完全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经常说海外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节目让海外的人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一点自己的工作。

　　网友：阳光卫视和凤凰卫视有什么区别？

　　杨澜：这两个都是在香港上星的，都是在同一颗卫星上的卫星电视台。如果说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说凤凰卫视是一个综合性的频道，有新闻、娱乐节目、体育节目等等，阳光是主题性的，以广泛的文化、历史、人物传记，就是人文类的专题片、纪录片和谈话节目为主的主题频道，在内容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可能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母公司，就是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不是定位在一个电视台的机构，更把自己定位在内容提供商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做的是这些内容，我们一个是在卫星频道上播出，一个通过交换和买卖在其他的电视台播出，也可以作成宽频的形式，在未来的宽频播出，我们是经营一个片库，而不是经营一个频道。

　　主持人：刚才谈到阳光卫视的定位是主题频道，做历史和人文节目，这在美国很成功，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中国的中产阶层发育不太成熟，平均受教育程度也不太高。主题频道这样受众层比较高的节目，在中国的受众面还是比较窄的。虽然国内的广告已经出现了细分化的趋势，但是也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对阳光卫视的经营前景有一些疑问。

　　杨澜：我觉得一个频道的特色是很重要的，随着数字化的进程和资源的增多，主题化和细分化是必然的趋势。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的定位是领先于这个市场的，同时也是被商业界所认可的。《福布斯》杂志把我们评为世界上20个最优秀小型企业之一，也是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定位具有超前性，但是又不是非常的超前，是有可操作性的。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说明，我们今年第一季度就由于广告收入强劲增长，比去年同期水平增长500%，整个季度已接近收支平衡。这在一般的卫星电视来说是极难达到的，因为一般的卫星电视都要通过六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做到收支平衡，而我们寄希望于在第18个月的时候就达到年度的平衡，而今年的第一季度广告的收入已基本达到这样的平衡。我们的节目并不是受过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才喜欢看这类的节目，人的故事，人的情感是可以沟通的，不仅可以跨越不同的文化及也可以跨越不同的阶层。我们也采取了所谓先窄后宽的模式，一开始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要做得比较精，比较专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收看人数的不断增多，我们要考虑不同人群的要求，并不是说文化就一定指交响乐或者文学，这是窄的文化，我们说的是宽的文化，英国一个诗人叫艾略特，他说文化就是一个人在早上醒来，到晚上睡去，一天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文化，是民族的一种生存方式。我们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宽广的，不是狭窄地走所谓精英的路线。

　　主持人：您当初收购良记集团的股份改名“阳光文化”后，股价涨得非常快，当时“阳光文化网络电视”的概念里包括网络这个词，现在看，阳光卫视跟网络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请解释一下。

　　杨澜：我们阳光文化是定位在一个内容提供商的角度，我们说内容为王，网络时代现在有一句话说“网络是皇后，内容是王”。我们的一个定位就是首先拥有一个片库，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近万个节目的标题，差不多有几千个小时的节目库，而且每年以几千个小时的量增加，这在未来的宽频的市场当中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不少的宽频商在接入小区以后，就发现没有合适的节目让用户掏钱。一般的新闻节目和一般的娱乐节目是很难让用户掏出钱的，因为他们可以免费地在其他频道看到。而我们阳光文化所经营的节目通常是有教育性的，时间性不是太强的，有可重复利用的价值，有不断被重新包装的价值。我们今年已经出了十几本阳光文化的丛书，我们的内容也可以做成远程教育的素材。网络也好，卫星电视也好，都只是我们接触到受众的一个平台而已，我们是以内容的整个的规划、包装为主的。

　　网友：请说明一下您的片库的内容主要是购买的还是自己制作的？

　　杨澜：目前是购买占绝大多数，因为我们去年才刚刚成立，而且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制作周期比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长得多，我们每年的制作都以几百个小时的质量出现，从两岸三地的市场来说，专门做人文类节目的专题节目我们还是有特色的，而且团结了一大批相当高素质的人才在做。

　　有一点可能是我们的优势，也可以说明您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文化性节目的受众的范围问题。阳光卫视从去年的11月底在香港进入了有线电视台，2001年1月份进入了台湾的有线台，成为一个专门的频道，这个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些频道的竞争非常激烈，通常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内容提供商的话，需要给这些频道的经营者付一定的定金才能进入，而我们恰恰相反，是频道的营运的公司付给我们钱，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他们的频道，然后再在广告上分成。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定的口碑，同时在商业利益上，从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网友：您觉得您和中国“第一富婆”刘晓庆有什么区别？

　　杨澜：我不愿意跟其他人有所比较，我还是那句话，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富婆，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股票的价值，还是一个纸面的价值。我现在所想的就是把这个公司做好，把这样一个文化理念，团结一批有共同理念的人，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赚钱这件事，真的想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赚到，作为一个主持人也好，作为一个制片人也好，从我所得到的收入来说，已经可以让我过比较舒服的生活了，我也没有更高的奢侈的要求，我觉得钱要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才是好的。网友：您以前做主持人，现在自己做老板，感觉哪种角色您更喜欢？

　　杨澜：我都喜欢，因为都是做同样一件事情，都是我喜欢的一件事，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做一个公司，我大可不必做现在的事情，因为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这样的市场是属于开拓性的，面临很多的困难，比如没有现成的先例可以参考等等。做主持人也好，做阳光文化也好，都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喜欢做文化的、专题的、人文的节目，只是在规模上有所不同而已。

　　网友：女主持人非常多，但是女老板非常少，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做老板比做主持人要困难？您觉得哪个难度更高？

　　杨澜：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目前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做主持人容易一点，因为毕竟做了11年了，不管怎么说，有一定的经验。做公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且我们是香港的一家上市的公司，不仅从商业的运作上学习，法律的程序上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有时候挑战也是意味着你能够有更大的提高，过去一年中我学到的东西比过去几年中加起来还多。

　　网友：现在国内电视台的主持人你比较喜欢哪个？

　　杨澜：崔永元、张越。

　　网友：对于凤凰卫视的几位主播，您能否评价一下？

　　杨澜：我们做同事做了两年，我觉得凤凰台的主持人在专业上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也曾经是他们其中之一，我可以理解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强度上工作的，然后还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准，因为观众有时候是非常挑剔的，他希望你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光彩照人，不会去想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刚从美国刚回来，是不是在倒时差，但是这是每个主持人要面对的现实。在凤凰工作的这几年，我对于凤凰的主持人们的专业精神和刻苦精神是深有体会的，也非常的敬佩他们。

　　网友：您还会不会主持阳光的节目？

　　杨澜：我今年六月份会重新推出《杨澜工作室》的访谈节目，是一对一的访谈。我也刚去美国做了几个访问，比如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谭盾，美国的前国务奥尔布莱特，做了二十年美国通用公司CEO的杰克威尔奇等等，在内地也做了一系列的访问。我希望在六月份推出来的时候，观众能给我肯定。

　　网友：您觉得在成功的道路上，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杨澜：所谓成功不成功，我觉得说这样的话还太早，我不断地在尝试新的东西，在过去的这些年，有很多人给我的帮助非常大，首先父母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是很大的，第一年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正大综艺》的几位导演，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和导演，徐奇、洪民生等老师，他们让我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做这样的节目，的确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我非常感谢他们。第二是感谢姜昆老师和赵忠祥老师，他们使我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起跑线上。其次我非常感谢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这里有一个故事，九三年的时候，谢国民先生，有时候他到大陆来，我们一起吃饭，他对我说，杨澜我觉得你应该到国外去学习，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主持人。我当时没有认真，我开玩笑说，谢先生我去留学的话，正大综艺岂不是没有主持人了？他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说谢先生您需要我们怎么回报您呢？是不是回来为您工作？他说没有，你也不是我第一个赞助去留学的年轻人，我希望你有好的前途，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我非常感谢他，他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再后来要感谢的是我的先生吴征，因为他总是鼓励我尝试新的东西。我这个人过去还是比较中庸的，或者说是比较保守的，害怕有危险性的或者是有失败可能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的先生经常鼓励我，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我想这样一个理念是我们俩共同相信的，而且我相信这样一个理念也推动我不断地尝试新的东西。

　　网友：能不能请您详细介绍一下您和先生吴征相识、相爱到结婚的过程？

　　杨澜：(大笑)这纯属个人话题，不愿再进一步说了。

　　网友：您认为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杨澜：我觉得每个人成功的关键都不一样，关键看你的基础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胆怯的人，成功的关键是勇气；如果你是爱冒险的人，成功的关键可能是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这是没有一个秘诀可言的。但是我想，你要想成功的话，可能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要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然后才可能成功，然后失败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

　　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多意义上的成功是社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说你做的事情能够引起多少人的关注，能够赚多少钱等等。但是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故事，非常有启发。在六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母亲，她有十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酒鬼，每一次从工厂里赚了一点钱，马上就买酒喝了。这个母亲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养活自己十个孩子，有人就跟她建议说，你可以去洗衣服，但是她说我每天就在洗衣服。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六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很多公司都举行广告词的征集活动或者诗歌比赛等等，被征集上了，能够获得二十五美金或者三十五美金的酬劳，她就依靠这样的酬劳养活了十个孩子，然后使她的孩子们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取得了成绩。她去世以后，她的孩子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很多的诗抄和笔记，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就是一个人在贫困中仍然保持美好的思想，仍然有创造能力，有非常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母亲非常成功，可能绝大多数人不认为她成功，因为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因此成功的意义是自己确定的。

　　网友：改行经商以后，是否能称得上初步的成功？

　　杨澜：我认为有了很好的开端，但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已经这么做了，就要好好地做下去。我想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恐怕我的工作时间比任何时间都要长。

　　网友：以后还有可能改行吗？

　　杨澜：我想我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我喜欢做的事情也已经非常明确，我只会在自己已经认定的目标范围内做事情。

　　目前来说，我觉得阳光文化已经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且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员工，大家都认同这样的理念，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这是我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平台。

　　网友：您提到工作很忙，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还能给丈夫留出多少时间？

　　杨澜：给丈夫的时间可能比给孩子多一点，我们两个做同样的工作，比如出差的时候会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会一起去，但是对孩子来说，我觉得非常有内疚感。这次在美国采访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时候，她也提到了这一点，罪过，是每一个职业母亲的中间的名字。美国人有名有姓，还有一个中间的名字。

　　网友：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两个孩子。

　　杨澜：这也纯属私人话题，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网友：您现在非常出名，又很有钱，您的先生会不会感到不平衡？

　　杨澜：我觉得娶一个有名的太太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不太公平的事情。这个我先生可能比较有体会，比如人家会问你是杨先生吗？但是他可能也有心理平衡，因为在香港的时候，人家都叫我吴太太，一报还一报吧。钱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热衷这个话题，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这个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因为还处于创业的时期，是大量投资的时期。所以工作工作再工作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

　　再说这个公司是我先生和我一起经营的一个理念，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是我们另外一个孩子，没有你的还是我的的概念。

　　主持人：如果把家庭比作一个公司，在您的家庭里面，您和您的先生谁是CEO，谁是CFO？

　　杨澜：都是他吧。在家庭里面说，他的工作比我花的时间更多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家里的事情我管得更多一点，孩子的教育，家里的装修或者怎么样，基本上都属于我管辖的范围之内。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是COO。

　　杨澜：(大笑)对。

　　网友：在您小的时候，您的父母亲是如何对您进行教育的？

　　杨澜：这个问题太大了，几乎占了我十几年的时间，无法说清楚。独到之处就是老让我干家务，我在家里是独生女儿，他们觉得女儿太懒了，可能嫁不出去，所以有很多固定的家务是我做的，比如拖地、扫地，倒垃圾，打开水、换煤气都是我做的。高中的时候，家里买菜是我的事，他们给了我一个很自然的环境，我想他们对我最好的教育就是他们的感情非常融洽，我生长在一个非常紧密的家庭当中，一家三口关系非常紧密，到今天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同龄的孩子们当中是不多的，我小时候天真地认为全世界的孩子都跟我们的家一样，成熟以后才知道这是非常幸运的。

　　主持人：这么说来，这种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您的先生吧？

　　杨澜：不是不是，现在我在家里不烧饭，有阿姨在烧。

　　网友：听说您的股票炒得很好，能不能介绍一下经验？

　　杨澜：虽然我和我先生是公司的大股东，但是我从来不炒股票。

　　网友：作为申奥大使，现在主要做什么？

　　杨澜：申奥大使在奥委会的考察团在北京考察的期间，我做了一个陈述报告，就是“奥林匹克主义与文化”，据说这个报告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在七月份，去莫斯科投票，每个城市要做最后的陈述，我非常容幸地被选定为最后陈述人之一。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好，也不辜负奥申委对我的信任。

　　网友：平时是如何缓解工作压力的？

　　杨澜：吃好吃的呗。

　　听说女人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吃东西来补充能量，在这方面，我一般不亏待自己，而且我也不挑食。两种方法可以舒解压力，一是保持营养和休息，二是找朋友把你心中的压力说出来，不要压在心里。

　　网友：您提到阳光卫视主要是内容提供商，类似ICP，是不是这样？

　　杨澜：现在网上的东西重复性、低质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不光是Internet ICP了，从传统的电视和新媒体来说我们都做。

　　主持人：窄带时期，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基本上是分离的，但是在宽带发展阶段，会出现运营商和内容商结合的趋势。据说您先生所在的天地数码公司和华东六省一市的有线网有接入方面的合作，将来和您的卫视的内容是否有结合的可能？

　　杨澜：我先生做过天地数码的首席执行官和副主席，他现在已经离开了那个工作，全心全意做阳光文化。如果从内容供应来说，他们可以是我们的顾客之一，但是并不是唯一的，也没有具体的合作项目。

　　主持人：很多人看好网络电视这个概念，认为代表电视发展的大方向，但是在美国，网络电视如AOL TV和WEB TV的发展并不很顺利，用户都相当有限。您对于网络电视将来在中国的发展怎么看？

　　杨澜：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中国，人口密度是非常高的，最后一公里的接入如果平摊下去，实际比美国要便宜，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宽频用户，不发则矣，一发惊人，我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达到互补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相信做内容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定位，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花很多的投资在硬件的设备上，而且现在也需要有国家一些特别的政策，才能够做这方面的运营。我们只做自己熟悉的，也擅长做的内容。网络就好象是高速公路一样，不管公路是谁建的，上面总是要跑车，要运货的。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做过一次统计，铁路这个行业，铺设铁路这个行业，全行业的平均利润是零，因为技术改变太快了，每一次从窄轨变成宽轨，投入的资金也很大。

　　但是，做运输的，做铁路运输的公司，他们却有相当丰厚的行业利润率。还有一个例子，比如在美国西岸淘金热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淘到金子，有些人可能淘不到金子，但是卖铁锹的人是赚钱的。不管网络怎么发展，总是需要内容的，不管技术怎么发展，人类对信息的基本需求永远是一样的。象我们这样从传统媒体走过来的人有一点优势，了解观众的口味和制作的要素，这方面在网络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相比之下，现有的电视台已拥有很多的内容和很大的片库，阳光文化是从头做起，有什么优势？

　　杨澜：我们是一个涵盖两岸三地，而且是面向世界的节目公司。所以在内容上我们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世界性。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博物馆设立了一个中国展区，其中有一些是大陆的文化部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我们负责出资把它们做成英文的，这样能够扩大中国节目在美国的的接触率。另一方面，我们也把自己做的一些节目放在那里。可能因为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国际的华人的定位上，而不只是大陆的定位，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可能更加宽阔一些，自由度也大一些。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面向西方的市场，而不是都来争大陆这块饼。

　　主持人：凤凰卫视原来定位也是面向世界，但是现在事实上还是大陆人在看。

　　杨澜：大陆因为人口的关系，不可能不成为主要的观众群，只要你做华语节目的都是如此。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两岸三地都成为主要的媒体，而不仅主要在大陆，比如台湾市场，香港市场，从卫星电视台来说我们都处于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在香港的有线，达到四十多万户的家庭，在台湾进入了四百万户的家庭，这样的成绩在卫星频道上来说，还是没有做到的。

　　主持人：最近有很多港澳和海外电视台，如刚和时代华纳结盟的华娱电视、凤凰的资讯台，澳门卫视下面的五星台、旅游台、中文台等等，要进入内地市场，您怎么看待竞争的前景？

　　杨澜：如果都把他们看作卫星市场上的竞争，他们是竞争。但是从我们这样一个定位来说，我们目前不仅是第一家，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又不是一个直接的竞争。比如凤凰台是走娱乐的路线，资讯台是走新闻的路线，我们是做主题节目，也不是竞争的路线，把主题做好，是关键的关键。

　　主持人：目前世界电视业的发展趋势上有两种，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全力以赴做卫星电视，而AOL时代华纳侧重于发展以有线网为基础的宽带互动电视。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趋势？

　　杨澜：我相信这是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优势的，比如说在一个区域非常广大的范围之内，卫星的打包的放送就比较经济和有效一些，如果是在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地区，有线用户恐怕就是主要的干线网，所以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发送方向和手段，但是我相信他们同样非常重视内容本身。

　　网友：您觉得在内地和在港台做电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杨澜：体制不一样，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做节目本身的话，我觉得香港的电视台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到商业的利益，所以在对观众的兴趣点上，他们的敏感性要更强一些。

　　而大陆的电视传媒的工作者，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的责任感可能更强一点。我们的阳光文化希望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主持人：以前凤凰卫视的总裁王纪言先生讲过一句笑话，说凤凰卫视工作非常辛苦，以至于后来几个主持人买礼物送给董事长刘长乐的时候，凑钱买了一个榨汁机，阳光卫视会不会这样？

　　杨澜：我相信不会，首先我不愿意跟别的公司有所比较。在我们公司来说，我相信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从工资的水准来说，在市场上是处于比较上游的一个水准。并且大家同时做这件事也有文化的认同感，也不光是为了打这份工。

　　网友：如果想去阳光文化工作的话，怎么跟您联系？

　　杨澜：我们在香港、北京和上海都有公司，如果您感兴趣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可以把您的自我推荐信和您的简历寄到公司，北京的地址是朝阳区光华路7号汉威大厦东区8A1，阳光文化北京办事处行政部门收就可以了，邮编100004。我们希望有文化意向和富有实干精神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网友：能不能留下您的E—mail信箱？

　　杨澜：www.chinasuntv.com，我在新浪的E—mail地址是chinasuntv＠sina.com.

　　网友：曾在一本书上看见您的一句话，说最难的选择是选择一个老公，现在您已经做出这个选择了，回过头来看，您觉得给自己的选择打多少分？

　　杨澜：我觉得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之所以能够全赴精力投入到这个工作，还是因为有一个很稳定的而且是非常支持我的先生，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一起来完成。虽然创业非常艰辛，有很多的风险，也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夫妻俩能够同时做一件事，并不是每一对夫妻都有的机会，所以我想，等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回头看今天这段日子，会非常有意义的。

　　网友：您工作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杨澜：跟孩子玩儿。我没有什么爱好，因为没有时间，有时看看电影什么的，有一次去了美国，然后突然有这么一天，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国内的手机找不到我，我就进了电影院，看了五个电影，出来以后，五个电影叫什么名字都忘了。

　　网友：您认为中国的女主持人当中，您是最好的吗？

　　杨澜：我觉得好不好，是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需要。我一直反对把不同类型的主持人非要放在一起比。比如说新闻和娱乐的主持人，我觉得对素质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我只是觉得我个人还是有特色的。

　　网友：如果想象您这样成功的话，我在大学期间应该如何做起？

　　杨澜：现在特别有意思，大家已经把我定位在一个成功的角色上了，这让我的压力太大了。我只是觉得我在不断地尝试新的东西，现在比过去所有的尝试所冒的风险和压力都大，但是觉得更有意义一些，所以首先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还需要时间来说明问题。第二，我觉得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思路打开一点，别光学自己的专业，其实到后来，对一个人的成功更有帮助的是一个综合思考的能力，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和沟通的能力。我遇到很多人，觉得学习就是钻研书本，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现在一个人要在这个社会上，与人相处，特别是要跟别人合作来做事情，比如说电视这种集体做事的话，就必须学会跟人沟通，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方法，老师和家长都很少教，但是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立足和成功，都是至为关键的，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你在想什么。

　　网友：你现在还怀念CCTV吗？

　　杨澜：非常怀念，我很多的好朋友还是那时候的同事。

　　网友：对现在的《正大综艺》有什么看法？

　　杨澜：我现在没时间看电视，所以……有一次参加《正大综艺》十周年纪念，好象是五百期，把我们几个老的主持人都请回去了，跟现在的吉雪萍和张政合作了一期节目。我觉得他们的反应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每一个节目都有学习曲线和收视曲线的，要把一个节目做到两亿人都看是非常不容易的。

　　网友：作为一个女性，您觉得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解决和协调？

　　杨澜：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是绝对矛盾的，就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一样。我们喜欢把事情对立起来，比如家庭和事业，如果你需要家庭的话，那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就好象问人家你要左腿还是右腿，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当两者有矛盾的话，是要看轻重缓急来取舍。我97年刚刚生了孩子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工作。我知道一些电视的主持人，为了怕在屏幕上消失，就尽量晚的生孩子，我对她们的建议就是该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吧，这个比你天天在电视屏幕上露脸重要得多。

　　网友：您的先生在公司里是什么角色？

　　杨澜：是公司执行主席，平常每天的业务管理都是他在做，我在节目的策划方面比较着重一点，他在市场和商务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在香港的亚洲电视工作过，也实现了亚洲电视差不多十年左右的第一次盈利，而且他当时发起的一个节目叫做《寻找他乡的故事》，这个节目已经成为了传统，获得香港欣赏指数的大奖，连续三年都获得了大奖。这个《寻找他乡的故事》就是在世界各地寻找华人的足迹，有战乱和饥荒，在偏远的地方寻找华人的足迹。当时他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香港很多人就反对。香港是娱乐为主的文化，根本不会接受这个专题片，这个片子出来以后，是金庸题写的片名，收视率非常好，在观众的无记名的投票当中连续三年获得欣赏指数一等奖。我相信好的专题性的节目、人文类的节目是非常有观众的，只要找到好的渠道。讲好的故事，这是阳光文化的道路，我们绝对不是做阳春白雪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要探索的一条道路是有意义的、适合这个时代的，能够让国际上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

　　主持人：当您的先生和您发生冲突的时候，谁拍板？

　　杨澜：我们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包括公司的广告、市场、节目部的主要的主管集中在一起制定商业方面的政策。

　　其实我们两个即使有不同的意见，都会在会上说出来的，所以是一个相当开放的讨论的环境，不在于谁听谁的。

　　主持人：听说贵公司有一个高层人员徐小明先生是原来《霍元甲》的导演，也是其中独臂老人的演员，你是怎么把他挖过来的？

　　杨澜：他是很有名的制片人，他在亚洲卫视的时候做过副总裁，和吴征一起做亚视，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了解，有了一定的共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把他请过来了。

　　其实我们公司的人才绝不止这些，比如在国际上获得纪录片金奖的导演在我们的公司。我们在香港负责后期的频道包装的几个主要的动画设计的人员，都是香港在国际的电影节或者电视界上获得过宣传片大奖、金奖的几个主创人员。因为在大陆的限制，不是很多人看到我们的频道，但是在香港对社会很有影响，对我们频道的形象的评价也是比较高的。前不久我在香港出席一个香港电视界的聚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说，你的频道非常的漂亮。

　　网友：您一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杨澜：我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说呢？我觉得目标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我认为我对于一生的要求就是说我能够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必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就是我的目标，并不是说要做到什么或者成为什么。

　　网友：听说阳光文化现在是亏损的，有这回事吗？

　　杨澜：古代有一个寓言，一个人从井里发现了一个什么，最后这个话传到最后就变成什么人掉到了井里，我认为以讹传讹吧，每一次都加进一些新鲜的材料，然后就不断地被复制。

　　其实这个事情我可以解释一下，首先作为第一年来说，在前一段时间有些报纸上登出来的一些数字，其中的很大部分是我们第一年的硬件投资，也就是说要做一个电视台，从摄像到后期制作的设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是不是应该算成亏损，我想很多人是不会同意的。

　　第二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回收曲线，如果做一个餐馆的话，可能几个月就要赚钱，不然就是亏损了。但是卫星电视的话，一般来说是六到七年才能收支平衡，这是行业规律，我们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节目的提供商，而不是广播者的角色，我们2000年第一个季度看已经收支平衡了，我相信这是行业内的非常好的成绩，我和我的员工都可以感到非常的自豪。所谓这样的一个亏损的传说，我认为只是以讹传讹，不是放在一个环境内去谈的合适的说法。

　　主持人：上一个季度持平了，是不是意味着下一个季度就一定持平，或者有所增长？最近世界上很多大的媒体，比如纽约时报盈利都不太好，在裁人，您为什么对阳光卫视这么乐观？

　　杨澜：做一般的卫星电视，即使落地的情况再好，也只是在收视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我们做的是主题性的频道，我们的节目可以重新打包，收视率可以覆盖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整个的广告打包的计划，对于广告商来说是非常值得的。通过这样一个打包的方式出售的时候，对于广告商来说，是低于任何一家单独的媒体的。

　　主持人：您的很多节目都是买来的，现在重新出售，没有版权的问题吗？

　　杨澜：如果做到销售的节目，当然是拥有版权才可以这样做，因为卫星的版权是一回事，地面的版权是另外一回事，要发行我们当然是有版权的。

　　网友：对中国电视业的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

　　杨澜：我认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这是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不断整合的市场。

　　网友：有人说媒体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您怎么看？

　　杨澜：现在应该说，从大陆来说，媒体是政府的喉舌，不完全是商业的行为，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市场，在市场化的过程当中，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还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市场。

　　网友：电视、报纸、广播、杂志几种媒体，你最看好的是哪一种？

　　杨澜：我认为视觉形象是非常有利的，视觉形象比听觉形象信息量要大好象九倍多，有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前总统里根，他在要削减老年人退休金的时候，就出现了他在老人院里跟老年人联欢，电视屏幕里出现的是里根跟老年人联欢的镜头，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没有记住解说词是什么，都记住了那个画面，所以我相信视觉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这并不决定着他会取代其他的媒体，比如报纸，因为可以重复地看，可以很多人看，永远有存在的价值，没有互相替代的关系。但是我个人是比较相信网络和电力合二为一的趋向的，这个过程当中，文字内容和视觉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但是去年杂志的广告总额成长了49%，而电视是负增长，您怎么看？

　　杨澜：增长是一回事，绝对的指标是另外一回事。当一个市场不太发达的时候，一旦有机会进入竞争的领域，可能会出现一个很高的增长值，当一个领域在相对稳定一段时间以后，随着竞争的加强，可能会损失掉一些广告的来源，这个不能绝对地说明问题，只是一个比较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概念。从绝对的指数来说，电视台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广告的占有者。

　　主持人：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向跨媒体的方向发展，如TOM.COM据说想收购《三联生活周刊》，凤凰卫视办了本《凤凰周刊》，还有传言说要允许报业集团拍电视等等，请问阳光有没有投资纸质媒体的考虑？

　　杨澜：我们可以向纸面的媒体提供我们的内容，我们还是把自己定位在内容提供商的角色，不是想具体的运营。我们现在跟不少的杂志和报纸都有我们的专栏，在定期的刊出，我们在广播电台上有我们的节目在广播，我们有书籍，我们都是从版权的角度收取我们应得的利益，没有考虑直接进入另外一个媒体操作。

　　主持人：阳光的内容很多是自有版权的，如果政策上的障碍和限制逐渐地减少甚至取消了，不把同样的内容用来做一本杂志，您不觉得可惜吗？

　　杨澜：我觉得这个假设近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也没有计划。我在采访美国通用的CEO杰克威尔奇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他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他母亲教他的一个经验，对待这个世界要面对现实，不能在你想象或者你希望的某件事情发生的基础上设计你的营运的对策。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不会做这样的假设，如果这个政策怎么变，那个怎么变，我们还是根据现实的情况摸索出我们的营运之道。

　　主持人：现在很多海外的媒体集团对投资中国大陆非常有兴趣，VIACOM的雷斯东前不久来了北京，要开通一个卡通频道，虽然目前政策上还有很多限制，这些巨头一时进不来，您是否仍感到一种潜在的压力？另外，媒体要做到真正盈利并不象现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认为的那样容易，而您的先生很善于资本运作，阳光卫视有没有考虑过先把自己做大了，将来再卖给一个海外媒体集团的可能性？

　　杨澜：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本地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作媒体的原则，特别是象我们经营的是人文类的专题节目，这是有着非常强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社会的特点的，不是一个西方的媒体集团就可以做的，也不是拿来一个美国的节目翻译一下就能做的，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一个要有热情，一个要了解才能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怕竞争，第二个问题没有考虑过。

　　主持人：您说的第一点我们不否认，但是目前国内电影市场是个非常明显的反例：最受欢迎、票房最好的不是中国电影，而是美国电影。

　　杨澜：我认为电影和电视有很大的不同，电影是娱乐类的东西，有很多世界上共通的，比如梅尔吉普森的动作片，可能全世界都拥有很多的观众。但是文化和电视是有不同的类型的。比如可以让一个美国的明星来主演一个中国的电影，可是很难让一个美国的明星主持中国的新闻联播，因为需要一种社会的认同感，还不完全是娱乐性的东西。

　　卡通片也可能，全世界都看米老鼠和唐老鸭，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定位是有比较强的区域特点和文化特征。

　　网友：从网上看到的图片看，您现在有点憔悴，是不是因为您工作很辛苦？

　　杨澜：辛苦是很辛苦，主要原因是因为谈话室里的灯光是从头上下来的，而且都是冷光源，所以我想没有人会在这个房间里好看(笑)。

　　网友：请您介绍一下阳光文化的主持人的情况。

　　杨澜：阳光文化是以专题片为主的，所以主持人不是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有两位，一位是安虎，一位是官琳，这两位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我们的《人物志》，就是世界名人的一个传记节目，我们请了一个中戏的教授，叫周启勋，有一段时间请了达式常等做主持人，我们基本上根据节目来搭配主持人，有一些需要青春亮丽的，有些需要成熟的。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本人也非常有时尚感，而且语言的能力也非常强。

　　网友：内地的电视台中您认为哪家最好？您比较看好哪家的前景？

　　杨澜：湖南电广集团是现在最有特色，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媒体集团。然后我认为中央电视台在长久之内都会保持一个绝对大哥的地位。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现象，也是为什么促成我做阳光卫视的原因，就是你现在在家庭中能够收看到三四十个台的节目，其中大多数是各个省的卫星电视，你会发现他们在节目的编排上极其相似。因为在当地来说，都是把最好的节目放在一个卫视上，对全国播出。但是当他们全都覆盖全国，看到所有这些频道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的设置不能完全满足你的需要，因为每个频道的选择都是相同的，戏剧节目、游戏节目等等都在相同的时档里播出，所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小。所谓的主题概念，就是让观众们无论想看哪类节目，就可以在相应的频道上找。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想好大喜功，取代谁，我们只是想多提供一些选择性，而且我们也相信有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

　　主持人：科学探索也做主题频道，目前正在大举进军中国的市场。他们卖VCD也特别好。会不会和阳光文化发生竞争？

　　杨澜：科学探索和国家地理频道主要是自然类和科技类的节目为主的，我们更倾向于历史频道，是以人文类的节目为主的，所以是不同的主题。但是我相信，大家的成功也让我们更相信我们也会成功，他们的成功都表明这个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在操作上也有这种可能性。我举例来说，美国的历史频道，在过去几年的美国有线频道有近百个，美国的有线频道当中，作为观众最喜爱的，和广告商认为最有价值的镰刀，每一年都在前位，甚至高过新闻频道，而且高过大新闻网，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美国是成熟的市场，人均的教育水准比较高，但是我相信中国这样大的人口基数来说，完全有能力支持这样一个频道的存在。

　　主持人：科技和自然的内容，是比较适合用画面来表现的，比较适合电视的特性，而人文和历史，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很难在画面上再现，要象拍电影那样重演成本又太高，似乎并不是最适合发挥电视的特长，您怎么看？

　　杨澜：我认为没有影像素材的时候拍历史节目，非常难的，但是不是不能解决，可以用模拟的表现形式，也可以用情景的模拟形式。比如这样一个片子，讲马可波罗的，一开始说马可波罗被热那亚人捕获了以后，在监狱里和一个诗人关在一起，他每天讲在中国的经历。这个时候不可能直接表现出马可波罗的形象，但是电视里表现出来，就是墙上的影子，一个在说什么，一个在写什么，这种情绪的模拟和气氛的模拟，观众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如何去讲述历史，这是我们正在探索的道路的一个方面。比如我们现在拍了一个系列，《国宝背后的故事》，我们中间讲到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雷氏家族，是皇家的御用建筑师，皇家的陵寝和圆明园，都是他们设计的，不可能找到这个家族的影像，但是圆明园还在……《人生在线》这个节目在北京的反响还是不错的，这是记录当代的中国人，有一些是名人，有一些是普通人，他们的经历是有时代特色的，就记录下来。这些片子过五年、十年之后，就会成为这个民族的历史了，我们做这样的工作也是非常有趣的。

　　网友：这么多年回头看看，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您认为青年时该做哪些事，有哪些经验教训？

　　杨澜：我觉得不可能再做任何选择比现在更好，我认为现在做的事情，所过的生活，是我在学生的时候梦寐以求的，那个时候也许不知道自己会做电视，会做传媒，或者会嫁什么人。但是我希望过一种很充实、很丰富的生活，也希望过一种很健康，很正常的生活。当然现在太忙了，说不上正常，但是基本上，我现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对于我来说，就是梦想成真了。

　　网友：您认为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初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选择？

　　杨澜：我认为一个人选择的时候，都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就象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傻，试想一下，如果我去美国读书了，回来以后没有很成功，是不是所有人都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当然今天有人说，你当年是应该做那样的决定。一个人选择的时候，是完全不能控制结果的，你今天选择得对，并不保证你未来选择的还是对的。一个人选择的时候，只能服从你自己心里想的事情，你对一个环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有突破，那一定是你内心有这样的需要，那就按照你的心告诉你的那样去做，这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事，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就象我今天没有办法保证我四十、五十岁的时候什么样。也许有人会说，杨澜并不成功，那也没关系，我仍然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选择的是我喜欢做的事。

　　杨澜：非常感谢网友问了很多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对于生活的理想都能够实现，谢谢

作为电视人，杨澜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占尽机会、运气和观众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她总在观众们瞅着她干得正顺手遂心的火候儿上一再地"出走"：1995年离开中央电视台，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种"习惯性逃离"究竟是因为某些冲突、困境，还是缘于杨澜式的机智或者个性？
　　■走出"凤凰"为抬头看看天气
　　□何：你在凤凰卫视一人就顶着《百年叱咤风云录》和《人物访谈》两摊儿，从节目播出密度来看，你肯定承受着巨大工作压力，现在一下子被松绑，是不是有一种从身心俱疲中解脱的感觉？
　　■杨：过去两年真是特别疲劳。《百年》相对好一点，而主要压力就在《杨澜工作室》的人物访谈上。这个工作室因为经费和人手都少，再加上是以自己名字往外打，所以节目从选题、策划、题纲、编辑、串联，前期工作我得操好几份心，之后当然还有导演全面把握。但累归累，又有点自得其乐，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许多事儿由别人去做也不比我差，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前后总算保持了统一的风格。
　　我在去年9月8日提出辞职，到12月8日编完最后一期节目，又把其它一些零碎收尾工作打理干净，心里当时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现在暂时停下来，能让我想一想以后更远一点的事情。我觉得前两年一直就像是埋头种地，撒种、锄草、施肥、收割，始终忙忙碌碌，现在好了，也能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样了。
　　■"凤凰"把我练成一个小管家婆
　　□何：按一般观众想象和猜测：你在凤凰卫视这两年，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工作条件上，都一定比内地更宽余和轻松得多吧？
　　■杨：恰恰相反。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人员配备，凤凰卫视都远远低于内地电视台水平。但这样的条件，反而逼我学会了处处精打细算。
　　我要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那事先就得算好，我要带两个摄影师、一个灯光师、一个导演，那么他们的路费、住宿费，都得想办法从4集节目里挤出来。这样时间一久，我就慢慢练成了一个小管家婆，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都必须细作打算。相比起我原来做电视时的大手大脚吃喝不管，这种经济上的拮据，正好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工作条件。但起码我现在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两年在凤凰独立门户做节目的日子。
　　□何：在凤凰卫视这几年，你和台里其他人能相处好吗？
　　■杨：总的来讲，这两年我和凤凰台的同事都相处不错，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很珍惜这几年共同相处的时光，而且所有同事还各自专门请饭为我饯行。
　　相对而言，我一直很追求那种比较职业的工作状态，这也许和我从小在家就是独生女有关，和别人相处起来，内心总是比较简单，所以既没心思也不愿介入更多人事纠纷，只顾闷头做自己的节目了。原来我确实天真地以为，在香港可能很容易让人进入理想的工作心态，可后来真正进入才算明白，其实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绝对完美、纯粹的工作环境。而且我又不是去香港搞公共关系的，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能做出一些像样的节目。很多人事，你越介意，纠缠也越多，但如果你真不在意，心思自然就会全集中在节目上。
　　■每次改换门庭都因为不安分
　　□何：我听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有人私下议论，说凤凰卫视所以能在这几年大出风头，是因为在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才让他们占了便宜，你作为一个曾被称为凤凰"当家花旦"的主持人，感觉这些议论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呢？
　　■杨：这话也得分开讲。一方面，凤凰台的确享有比较宽松的选题和谈话空间，这也是当初我肯接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比如，我曾做过"同性恋"话题，也做过社会敏感人物的访谈。这些对于内地同行，可能就算不公平竞争。但有时候，凤凰相比内地电视台，也受到过另一种不公平。1998年克林顿到中国访问，其实我在他访华之前很久就和他的新闻班子联系上，并递交了采访申请，可等克真到中国之后，明摆着就只能接受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所以我后来又在上海碰到了中央台的水均益，于是就和他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也得算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呢？
　　把全世界所有著名电视台都算上，也不会有绝对公平的竞争条件。这就像"围城"，里面的人想外面，外面的人想里面，可其实里外里细算算，都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儿，所以谁也不用感到不公平。
　　□何：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你在风头正健的时候，又像当年离开《正大综艺》一样，一定要从凤凰卫视激流勇退呢？
　　■杨：从表面上说，每一次导致我离开，都跟事业或生活冲突有关。比如整个去年、前年，我都是在香港或北京之间奔忙，可家又安在了上海，我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我一起工作，结果弄得两边都不讨好，工作特别累，还要惦记着家里，可一回到家里呢，又想着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我一直还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移回到内地更踏实一些。
　　除了这些外在原因之外，如果再追根问底，那就是我对总来回重复同样的工作心里很不乐意。当然身边环境的好坏，也会对我有一点小的影响，但每次真正让我改换门庭的原因，都是来自我内心的不安分。
　　■我非常讨厌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
　　□何：你在美国留学，对你后来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杨：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标准的变化。比如我刚去香港时，包括凤凰台领导层，都特别希望我尽快向港、台风格上靠。但我却觉得，要真是往什么上靠，那也得向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因为港、台的电视风格，抄日本东西太多啦，而日本又一直在抄西方，所以再转到港、台电视节目上，早已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模式。而且我一直认为，港、台电视风格，背衬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就显得太轻太飘，根本它们就衬不起来，所以要说从美国回来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绝对不能被港、台风格所同化，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还要从根儿上去除那种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也让我感觉非常讨厌。
　　□何：去香港凤凰卫视之前，你就曾做过一个叫《杨澜视线》的节目，而且也得到了一定的好评，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节目又半途中止，最近又有消息说，你在离开香港卫视之后，也不会赋闲很久，那么对下一步做电视节目，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或模糊的构想？
　　■杨：像当代人物访谈，这几年我刚算摸着点门，所以今后可能会接着做下去，但我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

当时间缘分已经用尽，
我们也无力可回天。
只能深深感谢那个陌路人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回忆。